涵舍

消费主义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这个旗帜之下的生活方式，也到了变革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了？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人类社会就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是发展问题。但还有比发展更迫切、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

我们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当今在世界上普遍崇尚的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正在把人类引向一种可怕的境地。人类如果不换一种“活法”，即不改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前景堪忧。甚至有人说，这样继续下去，过不了几个世纪，人类就要走向灭亡。

消费主义是一种把消费，特别是物质消费作为生活宗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中国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告别“短缺”与“匮乏”，但一些人与此同时也走上了消费主义的轨道。就消费时的挥霍无度而言，一些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人们信奉的是“越多越好”和“越奇越好”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中有三多：多买、多用、多扔。衡量一个人生活的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是他拥有多少东西和消费掉多少东西。人们不仅追求多，还追求奇。追求多和奇，这正是消费主义的主要标志。

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人类在消费主义支配下生活真的十分幸福吗？目前国内外许多思想家，用其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也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我们对以上这两点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一方面，实际上目前这种在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支配下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使人日益陷入异化和痛苦之中；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地球也绝不允许这样的生活方式再继续下去。地球作为我们人类的家园，它的资源和能源都是有限的，人类要真正地在这个家园继续生存下去，就不能突破它的生态容量的底线。

欲知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只要看一看目前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就一清二楚了。这次危机，实际上正是以消费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的危机。正是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获得最大限度的物质享受，似乎已成了当今大部分美国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和最高享受。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人跟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商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我们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消费商品。这样，现代人在成为劳动的机器的同时，又成了一个消费的机器。消费主义是一个“温柔的陷阱”，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把物当作自己的灵魂，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灵魂的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消费主义统治下，人明明非常痛苦，却往往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甚至还把痛苦的生活当作幸福的生活来感受。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不能说明痛苦的不存在。这恰恰表明其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完全处于麻木状态，连痛感也消失了。

看来，创建新的生活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反对消费主义，但不反对消费。那么我们如何来创建新的生活方式呢？

第一方面：劳动。首先必须明确，人之所以要从事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和确证自己的内在力量。劳动是人的本质之所在，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做到自我实现。劳动不仅能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人的享受的需要。我们要改变把劳动视为一种手段，而要使劳动成为目的本身，从而在劳动中获取最大的快乐。人类对自己的最大的误解在于，只是在消费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逐步地在劳动领域获取自己的快感。我们要把“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ployment）区别开来，让人们不仅仅具有“挣钱”的权利，更要具有“劳动的权利”，真正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愉快地工作着。

第二方面：消费。消费主义是要反对的，但消费是不能或缺的，不能把生活直接等同于消费，但消费肯定是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必须分清“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不能被“虚假的需求”牵着鼻子走，要尽量做到，使自己满足的需求确实是自己的，而不是商品社会所强加的需求。同时，必须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特别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应当加大文化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活动中的比重，让文化消费成为呈现在人们内心的一种精神快感与情绪体验。必须在物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联系在一起。关键在于要改变那种多买、多用、多扔的消费模式。要提倡适可而止，知足常乐。这实际上是从“由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的转移。单纯量的增加并不能必然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只有注重质的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获取幸福的问题。这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唯有如此，我们即使很富贵，也不会有“富贵病”。

第三方面：交往。交往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当下人的交往方式，把倡导相互关注、信任、依存的人际关系，作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性的措施。必须充分注意到人际交往中的“高楼效应”，即由独门独户的“公寓房”代替“石库门房”、“大杂院”所带来的邻里相识度低，从而互助意识淡薄的负面效应。另外还必须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际交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在的商品社会之中，商品的普遍交换产生和发展着普遍的交往与联系，由于人们在进行这种交往时必须遵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又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交往染上浓重的功利色彩。社会交往变成了社会交换。我们一方面要把这种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要造就能滋生和谐、共生、互利的人际关系的新的社会环境。必须不断地铲除世态炎凉、无情无义的土壤。我们一定要按照联合国所提出的建立“相互关照的社会”的目标，建立起一种对别人表现出爱心和体贴之情的新的生活方式。

第四方面：休闲。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如何让人们充分地享受休闲所带来的生活之快乐，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闲暇时间的增多为我们建立新生活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现实告诉我们，人整天劳作而没有休闲时间是可悲的，但一旦有了休闲时间却使休闲丧失文化含量，即休闲根本没有情趣那也是可悲的。一方面我们要守住来之不易的休闲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尽量使自己通过休闲活动获取美的享受的愉悦。我们要建立起娱乐型和发展型休闲活动、主动参与型和被动接受型休闲活动、体能型和精神型休闲活动、家庭内和社会场所休闲活动型之间合理的休闲结构，千方百计地提高休闲活动的层次和品位。当我们真正能享受到休闲所给予我们的无穷的快乐之时，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

     1888年10月，国家地理杂志问世，他的创办人之一，便是发明了电话的科学家贝尔。当时它仅是一份学术性质的科学杂志，读者仅限于一小群具有专业背景的人。那时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是暗棕色的，完全没有图片，只有辛勤治学的研究成果。
　　国家地理杂志的改变，是在1899年上任的当时年仅23岁的第一位专职总编辑吉伯特·格罗夫纳手里启动的。经过之后数十年时间的淬炼精进、琢磨技术，才有了今日的面目。
　　格罗夫纳是最早为地理杂志树立的传统之一，以第一人称撰写平铺直叙的文体。到了1910年国家地理杂志又树立了另一项传统：黑白与淡彩照片和生动的插画用得越来越多，封面也加上了橡树、月桂叶片、橡实、半球图样的花边，此后60年封面一直是这样的基本格式。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国家地理杂志首次刊登了一连串探险活动的纪实报道，并附有彩色图片。30年代莱卡相机和柯达底片的使用，更为国家地理杂志增添了两项利器，可以将远方国家的实景送到读者家中。
　　1959年9月，国家地理杂志开始固定用彩色照片作封面，这期间，封面上的花边也逐步去掉，1972年7月首次使用不带树叶的封面版式，仅留作为国家地理杂志品牌标志的黄框，以突显封面的照片。1979年9月，开始永久使用现在的封面版式。
　　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那个著名的黄色长框，是国家地理杂志品牌的组成部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的心目中，这著名的黄色长框代表着冒险与质量。因此维持这个黄色长框，也就成为国家地理杂志品牌维护的重要部分。
　　自创刊以来，国家地理杂志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只有英文版，直到1995年，国家地理杂志才出版了第一个外文版，然后无论从发行量还是国际版数量上，它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到2001年已经在世界上出版了20种文字的版本，发行量已经达到1000万。
　　地理杂志的视角遍及全球，从极地到内陆，从海底到月球，从草原森林中残存的部落，到现代化都市中奔忙的人群，都有地理杂志记者们的身影，他们发回的报道文字和图片，融合了历史、文学、科学和人类学，因此在大多数读者的眼中，它不仅仅是一本杂志，而是一本百科全书。因为它不但记录地理的概貌，而且纪录了10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变迁，记录了人类的梦想与追求。
　　鉴于他的视角如此广泛，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之初即有一则编辑方针：“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题材，只宜刊登好的一面：不雅的描述、不当的批评，一概不予刊登。”然而到了1970年，杂志的领导层打破了这一坚持了几十年的传统，迈进具有争议的领域，开始报道化学污染、核能发电、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和人类演化等等课题。
　　国家地理的成功和卓越，除了它的成功的办刊方针及发展策略外，还要归功于聚集在他旗下的一大批优秀的摄影师。他们不仅学识精湛、技能高超、敬业执著，更是一群对我们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激情与好奇的人，所以我们从地理杂志的大量精美绝伦的图片中，感受到的既有朴素的自然状态对我们视觉的巨大冲击，更有被它唤起的发自内心的感动。这也正是国家地理杂志注重人文关怀的鲜明特色。
　　国家地理杂志数年来坚持的千分之一的选片率，虽然显得有些苛刻，但却由此而诞生了一大批充满理想和浪漫主义的优秀摄影师，同时国家地理杂志所选中的那些有灵魂、有激情的摄影佳作也已经成为了摄影作品的一种标准，几乎全球的摄影师们都以能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自己的摄影作品为摄影生涯的极大荣誉。
　　国家地理杂志对它的文字的要求同样严格，它讲究字字珠玑，强调文字与图片的和谐。它注意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艺术感。当我们阅读国家地理杂志的时候，除了为它的精美所折服外，又总会为它所表达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沟通与交流所震撼，所感动，这也正是国家地理杂志唯美却不自赏，与一般唯美主义和猎奇摄影有着本质区别的地方。
　　追求革新是国家地理杂志“与生俱来”的品质，它把这个品质一直保持至今。国家地理杂志的发展历史充满了创新精神，诸如以会员制发行杂志而不是通常的招收订户的方式；把2/3的篇幅让给图片；封面的形式等等，但每一个创新都绝不是为了简单的迎合，而是一种“引领”，是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北京解放后，古老的北京城应该如何设计呢？ 据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太太费慰梅记载，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提出五点：
一、北京应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二、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三、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
四、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五、在城西建设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可惜的是，当局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当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北京市当局说：「领导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知道这个决定后非常震惊。一九五○年五月，梁思成针对这个决定提出了建议，北京壮观的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站在上面俯瞰城郊，浏览风景，可以让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人民划船、钓鱼和滑水之用。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眺望西山远景或紫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九‧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在苏联专家的强烈建议下，适合阅兵的天安门广场建成，许多古老的城墙被拆除，北京城的古迹只能是一些片段的记忆，我们再也无法享受蓝图里那种完整的古都体验了。林徽音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想想可怜的拆而复建的永定门城楼吧。这位曾在二战时保护了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学者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北京古城。

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城是建了二环，建了三环；建了三环，建了四环；建了四环，建了五环；建了五环，建了六环；七环八环通到渤海湾。近三百万的车在北京城绕圈，交通和空气质量已经成为奥运的最大挑战。

张祖群博士对北京的堵深有研究，今天的北京由于当初错误的决策而导致难以弥补的诸多问题，如果当初那些没有远见，喜欢烟囱的领导换成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的国徽设计者、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的梁思成，我们将生活在多么可爱的北京啊！

1982年, 摄影师Diana Walker给当时27岁的Steve Jobs拍了这张照片。当时已经是亿万富翁的Jobs说: "我那时单身, 我所需要的也就是一杯茶, 一掌灯和一个音乐播放器"。

今天苹果的最简设计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源于这种简单和专注于创新的生活方式。有志于创新吗? 专注一些, 你的生活也不要太复杂。

译言上的这篇文章引用了他说的最著名的10句话, 以下摘抄:

“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创新无极限！只要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立即跳出思维的框框吧。如果你正处于一个上升的朝阳行业，那么尝试去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招消费者喜爱、更简 洁的商业模式。如果你处于一个日渐萎缩的行业，那么赶紧在自己变得跟不上时代之前抽身而出，去换个工作或者转换行业。不要拖延，立刻开始创新！

“成为卓越的代名词，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

成功没有捷径。你必须把卓越转变成你身上的一个特质。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天赋、才能、技巧，把其他所有人甩在你后面。高标准严格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将会改变一切的细节上。变得卓越并不艰难 - 从现在开始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做 - 你会发现生活将给你惊人的回报。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能找到让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寻找，不要放弃。跟随自己的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

我把这段话浓缩为：“做我所爱”。去寻找一个能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让你感觉充实的事业。拥有使命感和目标感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充实。这不 仅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益处，而且即使在你处于困境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良好。在每周一的早上，你能不能利索的爬起来并且对工作日充满期待？如果不能，那么你得 重新去寻找。你会感觉得到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种植自己的粮食，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穿的衣服，我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带着责任感生活，尝试为这个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为更高尚的事情做点贡献。这样你会发现生活更加有意义，生命不再枯燥。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告诉 其他人你的计划，不要鼓吹，也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能盲目狂热，那样只会把人们吓跑，当然，你也不要害怕成为榜样，要抓住出头的机会让人们知道你的所作所 为。

“佛教中有一句话：初学者的心态；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不要迷惑于表象而要洞察事务的本质，初学者的心态是行动派的禅宗。所谓初学者的心态是指，不要无端猜测、不要期望、不要武断也不要偏见。初学者的心态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

“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打开电脑的时候，大脑才开始运转。”

过去十年中，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电视对人的精神和心智是有害的。大多数电视观众都知道这个坏习惯会浪费时间并且使大脑变得迟钝，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呆在电 视机前面。关掉电视吧，给自己省点脑细胞。还有，电脑也会让你的大脑秀逗，不信的话你去跟那些一天花8小时玩第一视角设计游戏、汽车拉力游戏、角色扮演游 戏的人聊聊看，你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2.5亿美元的人...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犯错误不等于错误。从来没有哪个成功的人没有失败过或者犯过错误，相反，成功的人都是犯了错误之后，做出改正，然后下次就不会再错了，他们把错误当成一个警告而不是万劫不复的失败。从不犯错意味着从来没有真正活过。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十几年来，世界各地的书店里涌现出海量的关于历史人物的书籍。这些人物包括苏格拉底、达芬奇、哥白尼、达尔文以及爱因斯坦成为人们灵感的灯塔，而苏格拉底排在第一位。西塞罗评价苏格拉底说：“他把哲学从高山仰止高高在上的学科变得与人休戚相关。”把苏格拉底的原则运用到你的生活、工作、学习以及人及关系上吧，这不是关于苏格拉底，这是关于你自己，以及关于你如何给你每天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真善美。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你是否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使命是一定要达成的？你知不知道在你喝一杯咖啡或者做些无意义事情的时候，这些使命又蒙上了一层灰尘？我们生来就随身带着 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指示着我们的渴望、兴趣、热情以及好奇心，这就是使命。你不需要任何权威来评断你的使命，没有任何老板、老师、父母、牧师以及任何权威 可以帮你来决定。你需要靠你自己来寻找这个独特的使命。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你是否已经厌倦了为别人而活？不要犹豫，这是你的生活，你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来决定如何生活，不要被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所束缚。给自己一个培养自己创造力的机会，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做自己的老板！

“Design is not just what it looks like and feels like. Design is how it works”

专访：惊奇是人类的瑰宝
他和他的团队首先遇到的挑战是，如何作出一款让自己一见钟情的手机。乔布斯在2008年2月份答《财富》记者问时说:“我们只是在搞明白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思维体系，以确保其他人都会需要这么个东西”。

奥地利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二○○七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是一本奇书。书名是《期望的概念》， 副题是《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

一家名为“资产一号不动产开发公司”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购置了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兹市（联合国教科文命名为世界历史遗产）中心一百二十九 英亩的土地（名为莱宁豪斯），其中有一座古老的酿酒厂。这本来是一件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通常，人们在购置土地以后，就着手聘请建筑师做设计图样， 经济师核算成本、售价与利润，测量师编制施工招标文件等等，其首要目的当然是要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
但是，本项目的第一个产品不是设计图样，不是估算书，不是招标文件，而是这本书。书里没有一张设计图，连构思图也没有。但是这个项目有一个期限：就是要在二○一七年建成。

说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它不是由开发商、也不是只由建筑师写的，而是出自格拉兹市三十二位市民之手，他们中有生物学家、记者、文学家、政治 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社会工作者、企业家和学生等。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对立。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份宣言书，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它探讨的是： 二○一七年的城市将是怎样的， 又应当是怎样的。

奇就奇在这本书的产出过程。这三十二位作者，编成四个小组，每组八人，分别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组。他们的工作程序 是：对话—出国考察—写书。他们针对自己的主题，选择了四个欧洲城市：哥本哈根（“生活”）、剑桥（“工作”）、巴塞罗那（“城市性”）和伦敦（“教 育”）。他们每人写一两篇文章，形成了这本书。

奇就奇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出什么现代乌托邦、理想国。但是，每个组都提出了一份结论，题为“城市对××（生活、工作、教育、城市性）应当知道 些什么”，加在一起，就构成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应当是怎样的”）。书的末尾有两篇综合性的文章，分别是《一瞥未来的过去》和《希望 与失望》， 也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观点。

先以 “工作”组为例。该组由五男三女组成，共发表了十篇文章，考察了一个城市——剑桥， 提出了一份结论书 。

这十篇文章各有其内容及观点。例如，第一篇题为《失败文化》的文章，是对剑桥一位风险企业家赫曼·豪塞的采访。豪塞是奥地利的移民，在剑桥打 出了一片天下，成为创造“剑桥现象”的英雄。他指出，传统的大学城剑桥现在已经是欧洲（和世界）最有创意的城市，在二十年内涌现了员工人数达四万人的一千 家高科技企业，在许多领域超过了美国的硅谷。他又指出：在这里，人们必须经历“失败文化”的考验，事实证明：在二十家企业中，只有两家成功。

另一篇题为《革命的孩子》的文章的作者汉因斯·韦登布林克是一九六八年西欧城市造反运动的参与者，现在是媒体学教授。他认为垂直体制阻碍创 新，应当加强规模较小的单位的活力，给职工更大的自主性。他特别指出，Google公司的职工大多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可以自己设计工作场所，包括建立排 球场、游泳池、理发室等，相互间有良好的合作气氛，成为世界上最高产出的企业。

再一篇文章介绍意大利一位头号品酒专家与一位改造吸毒者的专家合作，利用二百六十英亩的葡萄园，让戒毒者在这里用艰苦劳动酿造葡萄酒，同时 改造自己。每期可容纳两千五百名戒毒者，先后接纳了两万人，70%成功地戒了毒。 他们酿造的葡萄酒还频频得奖，他们的工作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社会创业家”。
这十篇文章讲的内容都极为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未来的工作城市必须能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而不是以建立集中的大企业（包括高楼大厦）为标志。

也正是从这个信念出发，他们选择剑桥作为考察对象。其原因是：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在保留其强烈的归属感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人民权力、 目的性、意志力、设计创意”的中心，在这里，实体经济已经上升为一种不可触及的“脑力经济”。在这里，高科技企业与大学密切结合（理论创新很快转化为生产 力，而成功的企业家到大学去传授自己的创业经验）， 同时，这里又有高品位(high-touch)的服务业。其结果是社会的全就业。

从实体来说，这里最早开发的科学园中的建筑都不超过两层，平均每平方米建筑享有五平方米绿地和水面。与科学园紧邻的圣约翰发明中心，专门为 新建企业服务，人们可以用很低的租金得到办公场所与通讯设施。与这些企业的发展相应，有一万两千栋住宅正在施工。为了对付严重的交通拥挤，在市中心只允许 自行车通行，不难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到高级饭店前，在停车场系上领带去就餐。

在这里，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印度成为世界软件服务中心之后，欧洲大陆的城市将面临何种前景？在一篇文章中，一位时装设计师提出的答案是，在大批量生产的廉价中国商品面前，她致力于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使自己的产品更加适应个性的需要。

针对发达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这个小组在题为《城市对“工作”应当知道些什么》的结论中写道：
创业性——不是指雇主与雇员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指一种自主文化——日益主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因为一切都已经现成而被宠坏？ 我们生来就具有的求智冲动是否受到不可冲破的规范网的扼杀？我们的工作场所对我们的要求是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是否应当允许创业者从事一些无用和人 为的事情？为了成功，我们是否需要有一种失败文化？我们的道德基础是否能保证那些“从事（undertake）者不会成为“攫取”（takers）者？ 我们训练创业者的起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何时开始消除对创业的学习？ 这段话或许较难理解，与其说提出结论，不如说提出问题，但却值得仔细品味，因为这样的问题离我们也不远了。

“生活”组着眼于如何在城市中取得个性与集体性的结合。书中有一段话：
当我们谈到“生活”，我们指的是一种高质量生活，而且不只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整体。我们寻求的是能最大程度取得共享满意的条件， 正如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说的“最大量民众的最大快乐”。在我们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深信个人与集体的快乐，作为我们的期望，应当像一组双螺旋曲线那 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私人（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对此总是负有同样的责任。（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国有些开发商公然宣布自己只给富人盖房子，这 是两种何等不同的思想境界啊！）

在这个组所发表的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克里斯蒂娜·米昆达（一位电视电影工作者）所写的那篇，她提出了城市“第三空间”的观念。她的解 释是，第一空间是居住场所，第二空间是工作场所，第三空间是“充满情感，这种情感人们可以在此取得而带走”的“家外之家”，举例说：博物馆、饭店、沙龙 等。她相信：一个城市应当有“仅仅是美丽的空间，一种人们可以时时到此从容地呼吸，对灵魂深度有重要意义”的场所。他同时指出，这三种空间正在发生交融。

这个组选择考察的城市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里的经济增长居于欧洲之首，人们在这里能感觉到一种悠闲而不懒散的气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取得 良好的平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据市民自己说，这是社会结构（社会安全保障）的成绩：你一旦失去了工作，仍然可以“软着陆”。（这里的企业习惯于在自己的 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职工和社会的福利基金）。在这个城市里，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人们对自行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在这里，艺术是生活的食 粮，歌剧院、博物馆等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小组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

为了保证在贫富之间、定居者与新来者之间、城里人与城外人之间、老年与青年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我们需要彼此对话，倾听别人的看法。……我们需要有社会能共 同工作的新形式，需要有志愿活动者与邻里网络，因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包揽所有这些工作。一个城市在促进生活观念多样化方面，以及在鼓励这些观念的交流方 面做得越是有效，它就越能为人们和谐共居的期望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组的一个共同理解是“教育”与“培训”不同，后者着眼于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前者则着眼于未来。对他们来说，现行欧洲的教育制度是好的，但不是优越的。

他们选择伦敦作为考察城市，一方面因为当前被认为教育制度最佳的芬兰，已经因为来访者太多而停止接待；另一方面因为伦敦在处理当今发达国家面 临的最大问题——移民、多样化、贫困时首当其冲，而且教育改革在布莱尔政府最后一届时被列为首要任务。他们考察的方法是在七十二小时的逗留期内访问多个教 育机构， 从而接触到种种新鲜事物。

例如，某幼儿园的一百二十名学童，有九十七种母语。在这里，教师鼓励家长参与教学，开设父子室，并且在楼上开办家长训练班。有五十家社会组 织参与他们的教学活动。又如：有一家名为“智能实验中心”的学校，从事艺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授予博士学位。它有一个四人核心组，专门设计研究项目，然 后招聘教师，接纳学生。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为残疾人设计一个网络交流系统。再如：一位名为奥利维尔的烹饪家，致力于改革英国落后的烹饪术。他的活动包 括：改革全英国中小学的午餐（“否则孩子们都将死在其父母之前”）以及举办烹饪班，培训青年厨师掌握欧洲各国最高超的烹饪技术。再如：伦敦的科学馆，可以 针对不同水平的参观者展示各种科学知识，全国的科学家都争相在此展出自己设计的展品。凡此种种，都是伦敦多种教育机制中的实例。考察组报告的最后一句话 是：“从幼儿园到成年教育，其任务均是：引发与促进创造性。”

“城市性”组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城市的动态性和原有“仪式”（ritual）保护以及个性、多样性与城市认同性等之间的结合。这个组一共发表了十二篇文章。下面引述其中若干观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个性正在上升。由于我们有着多种可能途径，就使失去方向的问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们古老的仪式已经丧失。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学习建立新的仪式。（E.吉塞布莱希特，建筑师）

我们人造的世界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自然的疏远，其最终结果使我们渴求自然。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L.克鲁斯，艺术家）

我认为，在未来，城市景观的动态性将显得日益重要。（M.米奇科维奇，记者）

对我来说，城市性是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它在内部允许变化，从外部取得新意。（K.萨拉曼，哲学教授）

这个组选择的考察城市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因为它被认为是欧洲城市规划取得最大成功的城市。考察组在这里看到了光明与黑暗的两面。前者有以人 为主的漫游大道（La Rambla）、新改造的码头区、高迪设计建造的大教堂等；后者是郊区的拉米纳（La Mina），这是一个贫民聚居、犯罪丛生的地区。正计划在这里建造一所新的大学，附加各种新的社会设施以及一条新的漫游大道，向这里原有居民提供部分就业 机会，但仍有部分人将搬迁（预计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为了更新城市， 在城东传统工业区将建造一个名为22@Barcelona的高新产业区（包括居住区及服务设施）。

考察组在“结论”中写道：
在我们探求对城市这一概念的期望时，很快就明了的是：人们不可能通过一般化和传统的文本来达到这一现象的核心。与城市性这一案例一样，它的概 念化只能通过个人不同的途径取得。城市性的概念化提供了个人能参与的多个平台。每个个人所参与的平台代表了这位演员独自的智慧之家。同样，城市性的本质只 是我们每个人所勾画和建造的各自的城市性的总和。

这段话可能较难理解。我的认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不可能也不应当做出十分硬性和统一的规定。在动态化和个性化日益昭彰的时代中，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构架（包括多个层次的“平台”），让个人在各自选择的平台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和整体的多样性。

本书的最后有两篇文章。
第一篇（《一瞥未来的过去》）的作者H.康拉德是历史学家、格拉兹大学前校长。他指出：“为了要学到一些有关未来的知识，我们建议回顾过去。 过去可以使人们知道未来的事物，而不仅是自己想知道的事物。”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预测。以一九七二年的罗马俱乐部为例，它预测了世界能源的枯竭，尽管这 些预测被证明过于悲观，但是确实起了警示的作用。因此，作者肯定，在本项目中，对二○一七年城市的预测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篇（《希望与失望》）的作者P.海因特尔是一位哲学教授，他显然对本项目有较深的了解，能总结出参与者所体验的希望与失望。在“失望” 中，他指出人们普遍预计未来一代的生活将更为艰难，贫富差距将会扩大，金钱和对物品的占有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快乐，价值观念在多样化中失去方向，人们需要一 种新的“精神性”等等。同时，他也指出“希望”，这就是：“人类的专业区隔已经到了极点。将科学分割为专门学科，把人分裂为阶级，把个人的时间分裂为工作 与自由等，都在消解。人们不允许把‘完整性’取走……一个活生生的城区必须考虑及这点。”

最后，回到本书的前言，它的作者是美国（最实用主义的国家）《建筑实录》杂志的副总编辑C.皮尔逊， 他写道: 我不知道莱宁豪斯（指本项目）在人们开始搬进去时将会是怎样的。我不肯定它会成为其他开发商或社区愿意追随的一个样板。但是它开展此项工作的 方式给我以印象。他们问的是正确的问题，他们交谈的是些很迷人的人群。他们在开始定义和设计之前先思考和提问。这样，他们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如同许多关怀 城市的人一样，我将跟踪这项野心勃勃的项目的进展与成熟。我有一个感觉：它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所。
尽管只是草草的翻阅，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信息和见解。尽管它涉及的是发达的欧洲国家和城市，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归纳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四方面）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

二○○七年于北京
（Conceptions of the Desirable, What Cities Ought to Know about the Future, ed，ASSET One Immobilienentwicklungs AG ，Springer Wien， New York， 2007）

被我们人为搞得轰轰烈烈的奥运会终于结束了，带来的是回归正常的生活和社会，但是关于奥运中那个CCTV所能报道出来的所谓的正面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感动过我，甚至很多时候让我觉得很做作、很恶心，太多的这方面的话我就不赘述了，否则怎么现在骂人会说“这个人很CCTV”呢！不过，绕过CCTV的这层比较令人厌烦的面具后面，我们还是更多的看到运动会、运动员、志愿者、观众很多朴实的一面、生活的一面、平凡的一面，这些画面幸免于被官方媒体报到，便有了更具穿透力的感动，真正昭示了人类的善良本性、奥运的拼搏参与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些场景被官方定义为花絮，但我正觉得这才是真正奥运的主题！

下图就是德国选手马施泰纳在获得金牌后，一手握着鲜花奖牌，另外一只手拿着前不久刚刚因为车祸去世的妻子的照片，头上的汗水还没有干，眼中的泪水不自觉的涌了出来，愿美丽的妻子天堂能感知他的希望与你分享的喜悦……